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荈赋原文及译文？
《荈赋》是晋代杜育的赋作。
此赋所涉及到的范围包括自茶树生长至茶叶饮用的全部过程。从“灵山惟岳”到“受甘霖之霄降”是写茶叶的生长环境、态势及条件；自“月惟初秋”至“是采是求”描写了尽管在初秋季节，茶农也不辞辛劳地结伴采茶的情景；接着写到烹茶所用之水当为“清流”，所用茶具，无论精粗，都采用“东隅”（东南地带）所产的陶瓷；当一切准备停当，烹出的茶汤则有“焕如积雪，晔若春敷”的艺术美感；最后写饮茶的奇妙功效。
【作品原文】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若乃淳染真辰，色绩青霜，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作品鉴赏】
《荈赋》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专门歌吟茶事的诗词曲赋类作品。荈，音chuǎn，指采摘时间较晚的茶。晋郭璞：“早采者为荼（即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
在现存的正史古籍中，《荈赋》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篇完整地记载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全过程的作品，文章从茶的种植、生长环境讲到采摘时节，又从劳动场景讲到烹茶、选水以及茶具的选择和饮茶的效用等。如文中所写“灵山惟岳”、“丰壤”指的是生长环境，“月惟初秋”指的是采摘时节，“结偶同旅”指的是采摘场景，“岷方”、“清流”指的是对水的选择，“东隅”、“陶简”和“酌之以匏”指的是对茶具的选择，“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指的是烹茶初成时的茶汤状态，“调神和内，倦解慵除”指的是饮茶的功效。
赋中客观地铺叙茶的生长、采摘和煮饮的情景。从这篇世界最早的茶赋可以体会那个时代的茶道生活之美。
地利：产茶的地方是高耸灵秀，珍奇物产汇聚的山岳。“灵山惟岳”谓高大的灵山，疑指陕西岐山，亦称“凤凰山”。瞻，看。卷阿，地名，据《岐山县志》，卷阿在县西北二十里，岐山之麓。山势盘旋曲折，土壤丰腴滋润，满山满谷都是荈草。荈草，即茶树。
天时：从天上降下甘美的雨露滋润肥腴的大地，也降落在茶树上，时节刚好是初秋农闲的时候。
人和：在农事暂时结束的时候，稍有空闲，于是邀了许多人，成群结伴去山上采茶、作茶。采茶、作茶被当作郊游踏青一样，是一种乐趣。
择水：煮茶用水要汲取岷江上游所流下的清水。岷江发源于四川省松潘县北。煮茶用水的选择也是一种情趣。
择器：选择煎茶用的陶器（茶碗等），一定要东瓯所制造的。东瓯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一带，这里指的是越州窑的青瓷。如果酌取茶汤，则要用匏瓜作成的盛器，取法于周朝之贤王“公刘”飨宴群臣，酌酒用匏的饮用方式。公刘，古代周族领袖，传为后稷的曾孙，夏代末年率周族迁居到豳（今陕西彬县东北），观察地形水利，开垦种植，安定居处。
茶汤的鉴赏：茶刚煮好的时候，沫是往下沉的，而细轻的汤花则浮上来，光亮鲜明好像耀眼的积雪，华丽灿烂又如欣向荣的春花一样。
从以上可知先民农闲之余，过着性灵丰富的茶道生活，杜育因之而完成这首清和典雅、脍炙人口的茶赋。
《荈赋》是第一次写到“弥谷被岗”的植茶规模，第一次写到秋茶的采掇，第一次写到陶瓷的宜茶，第一次写到“沫沉华浮”的茶汤特点。这四个第一，足以使《荈赋》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令人刮目相看。
《荈赋》比唐朝陆羽的《茶经》要早四百多年，陆羽在其《茶经》一书里分三次提出杜育作品，这在《茶经》一书里实为罕见。由此也可看出《荈赋》在中国茶叶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什么时候使用中国人？
那我就来谈谈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从何时兴起吧！
据近人于省吾在《释中国》中的考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出土文物支持了于氏的考证。目前“中国”一词出现的最早证据，是1963年陕西出土青铜酒器“何尊”上的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大意是说周武王攻克商的都邑以后，举行祭天仪式，报告上天：“我已据有中国，从此统治这些百姓。”而在《尚书·梓材》中，也记载了周成王的话：“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大意是说上天既付与人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作为天子就必须惟德是用。文物与文献，均证明在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时已使用“中国”一词了。
“中国”的本义，是指上古部落首领居住之都邑，后来渐渐扩大到以都邑为中心的地区。东周以降，由于周天子式微，诸侯崛起，“中国”将诸侯国也囊括在内。及至秦始皇一统天下，汉继其疆域，“中国”的范围就又扩大了。如学者葛剑雄所言：“秦汉疆域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不断变化和扩大。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戎、蛮，就不是‘中国’。‘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始终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比较偏远的地区看成非‘中国’。”
“中国人”概念的出现，却要晚得多了。日本学者冈田英弘甚至认为，在宋朝以前，没有“中国人”概念。秦朝的人是秦人，汉朝的人是汉人，三国的人分称魏人、蜀人、吴人，晋朝的人则是晋人。人的统称依照王朝之名，个人属于皇帝，而无种族概念。直到宋朝，汉人在暌违数百年后统一中国，却又立即处于游牧帝国契丹的巨大压力之下，才有了“中国人”这一种族概念。
有种族概念，并不意味着就有民族观念。依照美国学者安德森的看法，民族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与北美产生的现代事物。学界一般也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至早不超过晚清。
事实上，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是没有民族概念的。埃里·凯杜里认为，国家先于民族。国家通过经常性的集体教育，在公民心中种下民族同一性意识，以使公民愿意成为国家的一员，保证拥护国家。然而，一种需要灌输的情感，不可能是自然的，如果灌输者是国家，民族就不可能先于国家。沃勒斯坦更进一步断言说，国家不仅先于民族，国
苏轼说：“但以往者，更说何益”这句话怎样理解？
但以往者更说何益的出处，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这是出自苏轼给章援的回信中的话。
我们先看下当时的写作背景。章援的父亲章惇正处于被贬岭南的途中，章惇因为大力赞成变法，得到了王安石的赏识，进入了权力圈子，但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以及司马光等人的反扑，被贬河北，脱离权力圈子。后来由于拥护宋哲宗即位，加之宋哲宗对变法也极为赞成，章惇出任宰相一职，一时权力倾天，对原来反对变法的人加以迫害。苏轼这个人有很大的争议，说他反对变法，在司马光执政的时候，有反对执政政策，说他不反对变法，他又旗帜鲜明地支持过司马光。章惇想拿人开刀立威，司马光已经去世，苏轼是文坛领袖，又不能杀掉苏轼，不是不敢杀，毕竟章惇都想掘开司马光的坟墓，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规定，只能将苏轼予以流放。最终流放到了海南儋州，要是放到现在，我估计都得争着去流放，但是当时流放海南仅次于满门抄斩，可以说处罚是极为严重的。海外之地，璋戾之气，毒蛇梦搜，蛮荒民族，那就是当时海南的标签。贫穷、落后，最严重的是未开化，据有关资料记载，在苏轼被贬儋州之前，儋州从未有人能够中过进士，直到大观三年儋州人符确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这还是苏轼去了之后，教授的第一批学生，可见当时的教育程度。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苏轼将会在儋州埋骨，朝廷也不会让苏轼回来。谁知，章惇竟然公然反对端王即位，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徽宗即位后，将其贬放至潭洲，并大赦天下，苏轼重回召回，担任朝奉郎一职。当时，攻击章惇的人满朝都是，作为文坛领袖的苏轼返回朝庭后，且在皇上身边，如果苏轼再补一刀的话，不仅是章惇被杀，连带家人都将被杀。
章援为什么能给苏轼写信呢？章援曾经在苏轼主持的科考中，担任主考官，算是苏轼的门生，章援也一直自称是苏轼的学生，故写书信与苏轼，希望苏轼能够不计往日恩仇。苏轼在回信中也明确表示,章惇这么大年纪发配到那么远的地方，已经是很可怜了，且我也生了大病，也是人生到了尽头，不会计较以往的事情。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向章惇建议所带的药品及养生方法。
苏轼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首先说苏轼与章惇并没有个人恩怨，只是政见不同，且当时苏轼才华出众，也有点恃才傲物的姿态，就是因为这个才性，欧阳修、王安石都曾经磨砺过他。苏轼曾经公然指责变法，由于苏轼的地位，这对于变法是很不利的，章惇打击苏轼，也是给天下文人一个警示，不要抨击新法。其次苏轼经过这么多年的流放，看惯了人情冷暖，且对于人生有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心情也豁达贯通，比如在广东时：日炎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已经能够随遇而安，不再争夺名利。到了儋州，苏轼已经准备在儋州了却残生，开办教学，教化当地百姓，这时的苏轼的境界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自然不会和曾经的政敌故意为难，落井下石也不是苏轼的风格。所以苏轼才会说出，以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我们还是多想象以后未知的事吧。
附录章援致苏轼和苏轼的回信原文。
章援致苏轼
某惶恐再拜端明尚书（台座）：某伏闻旌旆还自南越，扬ぎ江海，蹑屐岭峤，执事者良苦，数岁以来，艰险备至，殆昔人之所未尝，非天将降大任者岂易堪此？窃惟达人大观，俯仰陈迹，无复可言。不审即日尊体动止何似？伏念某离远门墙，于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数计？传闻车马之音，当欢欣鼓舞，迎劳行色，以致其积年慕恋，引领举足，崎岖瞻望之诚。今乃不然。近缘老亲重被罪谴，忧深虑切，忘寝与食，始闻后命，方在浙东，即欲便道省觐，又顾幼稚须携挈，致之所居，今暂抵此，治任裹粮，旦暮远行，交亲往来，一切皆废，此则自侪于众人，宜其所以未获进见者。某于门下，岂敢用此为解？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是为有罪，况于不克见者乎？逡巡犹豫，事为老亲，固当审思耳。迩来闻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书进陪国论，今也使某得见，岂得泊然无意哉！尚书固圣时之蓍龟，窃将就执事者，穆卜而听命焉。南海之滨，下潦上雾，毒气薰蒸，执事者亲所经历，于今回想，必当可畏，况以益高之年，齿发尤衰，涉乎此境，岂不惴惴？但念老亲性疏豁，不护短，内省过咎，仰戴于上恩，庶有以自宽，节饮食，亲药物，粗可侥幸岁月。不然者，借使小有{滞心}之情，悴于胸次，忧思郁结，易以伤气，加以瘴疠，则朝夕几殆，何可忍言？况复为淹久计哉！每虑及此，肝胆摧落，是以不胜犬马之情，子私其父，日夜觊幸。今圣上慈仁，哀矜耆老，沛然发不世之恩诏，稍驰罪罟，尚得东归田里，保养垂年，此微贱之祷，悲伤涕泣，斯须颠沛，不能忘也。倘问焉而执事者以为未然，使某也将何以为怀？诚不若勿卜而徒自然，庶几之为愈也。倘以为可凯也，固愚情所欲闻，然而旬数之间，尚书奉尺一，还朝廷，登廊庙，地亲责重，所忖度者幸而既中，又不若今日之不克见，可以远迹避嫌，杜谗慝之机，思患而预防之为善也。若乃思世故多端，纷纭葛，虽弥日信宿，未可尽剖，勃，所谓君其知之矣，宁须多言。独恨九年之间，学不益博，文不益进，以此负门下。然古人有闻之而不言，能之而不为，存之而不论者，窃尝留意焉，未若面得之也。请俟它日，仰叩绪余论，不胜拳拳之情，敢言之执事者，伏惟财幸。暑溽异甚，伏望保护寝兴，万万珍重。不宣。某惶恐再拜
苏轼答书
某顿首致平学士：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又恃以安。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川广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可自内养丹，切不可外服物也。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愿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所云穆卜，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幸更徐听其审。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即先饱，今且归毗陵，聊自欺：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某顿首再拜致平学士阁下。六月十四日。
诸侯成周是什么意思？
成周是西周王朝的京师 [1] ，位于河南洛阳，其名见于周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2]。周武王灭殷商后就着手在中原建立新都，是为成周，成周城由周公负责营建，到周成王五年建成[3][4]。 何尊铭文详细记载的周成王五年“宅兹中国”即是此事。[5][6]
西周时期，成周城驻守由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周八师，每师有二千五百人，共两万人戍守在成周，用以镇慑东方。象征着王权的九鼎放在成周城的明堂当中，寓意定鼎中原，用以震慑天下。
从周武王选址、召公相宅、周公营建洛邑再到周成王定鼎中原，成周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层面详细规划建设的都城。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定都成周，将都城名称改为洛邑，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周敬王为避“王子朝之乱”，从洛阳王城迁都到成周。